王守安强调 顺应时代要求 大力推进数字检察建设

而在1955年至1966年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的组织条例（组织简则）实为关于自治地方组织和选举事项的单行条例。

即便是元宇宙社区自生自发形成的规则，在物理性规则变动情形下或者元宇宙被关停情形下也容易丧失存在基础。元宇宙治理法治化的理论定位 元宇宙既是一种产业形态，也是一种社会空间。

在中国，元宇宙治理法治化意味着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在元宇宙发展初始阶段就注重顶层制度设计和发挥有为政府作用，通过法治化方式积极主动引导和规范元宇宙发展，更加注重保障元宇宙涉及的公共利益以及个体经营者、消费者的利益。对此，程金华提出了一种相对更为复杂的治理模式设计：元宇宙治理的规则体系是法律+技术，确立以现实物理世界为本的法律中立原则，并以现实世界法律确认并保障元宇宙去中心化治理机制的实现。就物质资源而言，元宇宙中的物质资源具有人为性，其稀缺性与现实世界物质资源的稀缺性有明显差异。在此基础上，法律由独立的法庭执行是最好的法律实施方式。元宇宙社交网络沉浸度深、带入感强，与用户创造内容乃至创造元宇宙之子宇宙相叠加，将使得自媒体在形成公共议题、动员公众情感、影响公共价值等方面具有更大话语权。

最后，从元宇宙小范围的私人规则升级为元宇宙公共性规则需具备正当性基础，不能仅建立在算法及其概率正当性基础上，也不能仅建立在少数精英的个人偏好之上，而须具备基于法律程序的民主合法性。由于元宇宙虚拟和现实交互的性质，相应存在对虚拟世界中虚拟人的直接伤害、对现实世界主体的间接伤害和对现实世界主体的直接伤害等情形，如上文论及的模仿性伤害等。作为将各个法学分支学科整合为一个整体统一的科学的法理学就必须对法学所必然使用的方法进行研究。

中国法理学界关于这个方面的研究自21世纪初至今一直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在德国，论述法理学主题的职业法学家有古斯塔夫·胡果（Gustav Hugo），其代表性著作是《作为实在法哲学，特别是私法哲学的自然法教科书》（Lehrbuch des Naturrechts,als einer Philosophie des positiven Rechts,besonders des Privatrechts），但根据奥斯丁的论述，这里的自然法不是古典与近代自然法理论中的自然法，而是作为实在法原理的自然法（the law of nature）。部门法学作为知识体系必然会使用到法理学的三个方面的研究主题。这些研究主题和研究任务是作为将各个部门法学整合为一个统一完整的知识体系的法理学的研究主题和研究任务。

因此，本文以下部分所说的法理学不包括部门法哲学。因此，法官必须进一步诉诸一般理论或更高层次的一般理由。

这类命题关涉的核心问题是如何适当地认识与正确适用法这个事物，例如，法与认识论法律与语言法律与客观性法律解释法律推理等。这种道德首先是作为文化符号的意义内容而存在，退回到文化系统，只与人的行动维持着一种虚拟关系。没有这种控制，就不能保证研究者对客体的研究或认识过程的客观性，也无法保证其研究结果即关于客体的知识的客观性，没有客观性的认识或知识就不可能成为科学。与部门法学相比，法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形式客体，其典型特征是一门形式科学。

因此，任何根据杂多的经验的实在法的部门法学的命题都隶属于法理学关于法是什么的命题，而且前者可以根据后者来估量与测定自己经验性运用的程度。在这部讲稿之中，除了第三卷附录之外，课程讲稿共有五十二讲。正如前述，任何法学方法论的研究都必然预设法的概念论。这样的研究主题和研究任务不可能是各个部门法学的研究主题和研究任务。

这个问题产生于法学方法论在法理学体系中的局限性，或者说它只是保证法学作为一门完整独立的科学的一个方面而已。一方面，法理学将各个法学分支学科整合为整体统一。

由此可见，质料是不纯粹的（杂多的）、具体的（个别的）、不同的，而形式是纯粹的、普遍的、同一的。本文下列的论述是从法理学所研究的三类主题分别与部门法学之间的关系的角度进行的。

例如，法律人针对特定案件事实与特定的法律规定，他既可以选择语义学的法律解释方法，也可以选择目的解释方法，而且这个不同的解释方法导致解释结果及其法律决定的不同。因此，他所谓的具体法理学不是中国法学中所谓的一个国家的法理学。关于这一点，霍兰德指出：法律的科学或许可以毫无疑问地仅仅从英格兰的法律知识中得到建构，就像地质的科学或许能够——并且在很大程度上确实能够——仅仅从对英格兰岩层的观察中得到建构一样：可是，现实中并不存在这样一种仅针对英格兰地层的、特殊的地质科学，因此，我们也不能认为，存在那种仅针对英格兰法律知识的、特殊的法律科学。如果不对每一个部门法学中持续不断出现的我们必须而且必然使用的那些主导性术语予以仔细分析，从而精确地确定它们的意义，那么我们努力阐明那些原则、观念与区分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无用的。这就是说，法的理想的追求与实现寓于人作为双重性存在者的性状之中。职是之故，法的理想就是追求与实现作为目的性存在者、具有人格与尊严的人的理念。

生活的多元化削弱了或至少碎片化了共同的宗教权威和世界观，即生活世界的除魅化。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任何部门法学的研究对象都是特定国家的杂多的经验的实在法，其研究任务首先在于理解、解释这些实在法的意义或内容。

也就是说，作为法学的法理学的成熟的完整的状态也许不存在。因为现代社会法律越来越细节化与复杂化使得关于法律的纯粹经验知识成为不可能，这就必然要求对法律规则提供高度一致性与概念阐明。

另一方面，社会变迁导致了给一个法律问题提供的答案的改变。（2）关于法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命题。

因此，对它的研究的反思，不可能是法学的任务，法学研究者也没有能力反思，而是其他社会科学的任务。它的基本研究路径是经验路径、规范路径与分析路径。这样大体上两部分的架构成为后来英美法学的主流认知框架，它的最大进步在于能够将法学以整体统一的形态呈现出来，从而将特定国家的那些杂多的实在法建构为一个体系或有机体。这就意味着作为法学的法理学关于法是什么的命题通过部门法学的命题而与杂多的实在法发生关系，而且与部门法学的知识或命题的运用必然相关。

仅仅实务法理学（the only practical jurisprudence）才是个别或具体的。这主要体现为中国法理学界中某些学者在讨论本文所谓的法理学——就研究对象与范围而言——作为一个学科时不再使用法理学这个名称而是使用法理论或一般法学。

法理学凭借其关于法的理想的命题——完善人性的观念的命题——为各个部门法学之中的争议问题提供一个最抽象或最高层面的理解与解释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社科法学与诠释法学又有什么区别呢？如果不是这种意义，社科法学所谓的诠释学又是什么意思呢？但不管其意指为何，此诠释似乎都不是彼诠释。

法理学作为一门法学学科，就像其他科学或学科一样，也是关于它的研究对象的一个知识体系，而且这个知识体系随其研究水平的提高和深化也会不断地分化和专门化。客观地说，法学方法论的中国研究之二十年厘清了以前中国法学中一些似是而非的原理与概念。

那么这种关于社科法学的看法是否意味着它对法学来说是无意义的呢？我们当然不能认为它是无意义的，否则它就不可能在当今的英美法学那么兴盛。在这三种路径中，分析路径是其他两种路径的逻辑前提与基础。前两个层次的命题即关于法是什么的命题与法的认识论及方法论的命题在根本性质上都是关于法或那个抽象的一般的实在法本身是什么的问题的命题。那么中国社科法学针对的是他们所说的政法法学与诠释法学，后两者是否就是作为独立科学的法学呢？ 就政法法学而言，本文认为它与社科法学在认识论上如出一辙，都是运用其他科学的原理与方法研究法律。

即法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形式客体，部门法学的研究对象是质料客体。因此，社科法学使用包括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社会生物学、社会理论、话语理论、文学批评理论等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法律。

例如，前述的关于权利概念的选择理论与利益理论之争，无论哪一种观点，它们肯定都会承认下列命题：只有人是权利的主体，而且权利只是在人与人之间存在，每一个人在其与其他人之间只凭借其是人而享有权利。那么各个部门法学所运用的方法能否保证它们各自对特定国家的实在法的认识是客观的呢？如果这些方法能够保证客观性，那它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保证这种客观性的控制呢？这些方法能够完成法学的认识任务与实现法律实务的目标吗？这就必然需要对部门法学所必然使用的方法进行陈述与反思。

其中的缘由在于，只有当假定科学客体具有脱域化的同质性时，科学才作为普遍原理（generalisations）的体系而存在，尽管这些原理可能只是来自某种超越单一地域的拓展式观察，却具有普遍化的能力。原文刊发于《学术界》2023年第1期 进入专题： 法理学 中国研究 。